文献综述4

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指出“译文实际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气质和风格+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5：18）由上可见，“文化翻译”的的确确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做翻译，而文化“传真”是做好文化翻译的关键。

三、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归化翻译

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就对它们作了比较*的探讨。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但他没有将它们简单地归于一类，而是指出：“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旋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6：24-25）。

在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常常用英文词语literal translation 和free translation。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还有人提出形合与意合来与直译和意译对称。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奘的“求真”与“喻俗”，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

在英汉语中，异化与归化的内涵究竟有多宽？这是我们在研究和讨论归化/异化与直译/意译时得注意的问题。归化/异化翻译的英文表达是domesticating /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它虽然和我们今天探讨的free translation / literal translation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就其本质而言，存在明显的差异。当我们说直译/意译和形合/意合，前者是方法，后者是结果，如果我们再说神似和形似，则是对这一结果的描写。归化/异化与意译/直译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犹如两个圆，其边缘只有小部分重叠。异化/归化翻译的结果不能用形似和神似来描述。异化和归化是一种策略，在实践中，直译、改译、增译等方法都可能被采用。“看一个翻译是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完全取决于文化形态的重构，翻译在这一形态中得到生产和销售；什么是归化或异化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得到界定。”（7:243）

“当前在对‘归化’问题的认识上，译界同仁应该区分归化法的两种前提：一是忠实原则下的归化，二是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前者总体上是规定性的，后者则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语中心论的，后者则是译语和译语文化取向的。”（7：33）国内学者将归化/异化和直译/意

译等同的现象在葛校琴文章中得到了讨论。葛在探讨这一对概念时有一个前提，即在抛开归化/异化的当下语境，而且根据的是字面意思。归化/异化的两种翻译倾向自有翻译以来就经常交锋，在上一个世纪，有围绕鲁迅的“硬译”而展开的洋化与归化之争。在此以前，严复、林纾、梁启超等人的翻译，均可视为归化的翻译。“鲁迅的‘硬译’及他的翻译思想是出于他‘反对封建主义，改造国民性’的理念。但鲁迅的意图招致了误读，‘硬译’的倡议最终淹没在归化论的喧嚣声中。后来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可以说都是归化论的延伸。可见，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说大家都赞成要保留洋味。”（7：

33）葛文是针对国内兴起的新一轮归化/异化讨论而来的。因为在这次关于异化/归化的讨论中，人们几乎“一边倒地认为翻译应该提倡异化”。

结语

对于文化这个及其宽泛的概念,很多学者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现代文化学之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定义文化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即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罗伯特?拉多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儿也都指出文化行为的模式化特性。英国学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种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5：1）虽然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无疑文化具有极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几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9：59）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就充分认可了“文化传递”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者说是一个终极的目标。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的讨论没有结束，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应从跨文化的视野去思考异化/归化问题，这样，它的影响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可以肯定，这一讨论，不仅对翻译研究，对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总的说来，归化大都表现在语言的层面上，为了跨越语言理解的障碍，在文化传达上，为了让读者充分理解西方文化，译者大都采用异化策略。但是，说到底在文化传达问题上的异化是为了最终使得读者在文学作品的欣赏中做到真正的归化，也就是说使读者把原语经译者所传达的异域视野经自身的文化视野过滤、对比、沉淀而后引起视野的从新定位，在对比中做到对自身文化和原语文化的再认识，即在文化意义上的完成真正的归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