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公家书（九）

1950年，父回到人民怀抱，进了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新都川西分校学习，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当时戴星明在上海我祖父处得知我父已回到人民怀抱，立即给了父亲一封信，信中介绍了苏北解放区的情况和有关政策，字里行间充满了期许和鼓励之词。1951年元旦，当父亲被第一批“优先选拔”到了校部集中等候工作分配时，戴星明的手书又从天而降，鼓励他争取去抗美援朝，他在这封信上说：“你去抗美援朝，就是立功。” 戴星明伯伯忠诚于革命事业，而又不忘同窗友情的高风亮节，不仅使我父母感激不已，也在我们这些后辈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由于父亲的“政历问题”，使我们这个家庭时时处于风吹雨打之中。肃反期间，在家乡楼王镇，与父亲一起的黄埔同学以及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的人员，一个个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消失了，而我父虽也历尽险恶，却能侥幸生存下来，这在父亲的心中一直是个迷。直到文革后期，父亲从夏寿康、钱万新等老干部处才得知，正是因为戴星明这位老同学一直在背后默默地关照着他。包括文革后期的沉冤昭雪，也是戴星明亲自给地方政府写了信，才得以“平反”的。从戴星明给我父亲寄来的几十封来信中，我发现有一封来信这样写道：

“树杰先生：

你先后两次来信都收到了，在我大军进军大西南的时候，你能及时醒悟，不为蒋介石继续卖命，毅然放下武器，投诚来归，这无疑是应当得到赞赏和欢迎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军有关部门根据党的政策，才将你介绍回乡适当安排的。关于解放军学校介绍你回来的信件，我印象上是看到过的（主要是证明你投诚来归，要求地方政府按政策作适当按排），至于还有什么档案，我记不起来，你可向有关部门查询（我记得你回来的介绍信是苏北行署民政处发的，不是公安部门发的）。如来信所述，你1956年以后受到一系列不适当的对待，显然是不符合我们党的政策。你就此提出申诉，要求复查改处，是合理的，现在有关方面已给你政治上平反，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这就好了。至于还有一些问题，你认为处理不当，你可向有美领导部门继续提出要求，我想，总会得到合理的解决的。这里我希望你，一要相信党，相信群众，顾大局，向前看，不可纠缠历史上的旧账和是非，二要有耐心，不可急躁，更不可动感情，计较个人恩怨，

过份地去追究某些个人的责任。

顺致敬礼！

戴星明

1979年4月18日上午”

1990年春夏之交，戴老夫妇来盐城，通过盐城市委统战部和县政协找到了我父母的家，其夫人陈倩还将一个定时器作为礼品送给我母亲，只要把时间设定好，定时器就可按设定呼叫，这在当时还是个新玩艺，对提醒老人烧水煮饭不误事很有用处。次年，听说我母亲患了柏金森氏综合症和脑血栓后遗症，戴老不仅给寄来了魏文伯同志用过的中药处方供我母亲参考，还在秋天为我母亲带来了两盒香港产的美多巴药片。

1995年9月，戴星明偕其夫人同来家乡盐城，住在盐阜宾馆，经北京新四军老同志耿飞向他们介绍了我白手起家创办盐城建军城市信用社的事迹后，于次日中午特意组织了20多位盐城地方的老干部到建军城市信用社参观视察，并认真听取了我关于投身金融事业创业过程的介绍。听完介绍，到场的老干部给了我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这样的创业精神无论如何要在盐城发扬光大。戴星明伯伯说：“真没想到，在当今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年代，我的家乡盐城，还有你这样的年轻人，为了老区的经济发展，历尽艰难坎坷，仍不顾个人得失而忘我牺牲，默默地在作无私奉献。这种精神，实是难能可贵，可喜可贺！这使我们今天在座的新四军老一辈无不感到莫大的欣慰......”

讲话中，戴星明伯伯除给我以鼓励外，更多的还是告诫，他用了相当长的篇幅，给我讲述了清朝一位叫年庚尧的大将军出征前后两次与一位老人恋棋的故事，他用这个故事*浅出地教导我，做人一定要谦虚谨慎。故事讲完后，他怕我遗忘，特命我取来纸笔，挥笔题下了“谦收益、满遭损”这几个大字。

此后，戴星明给我父又多次来信，信中无不倾注着他对我父母及对我们这些子女的深切关爱，一篇篇读来，无不催人泪下，掩卷难忘。

戴星明伯伯及其夫人陈倩与我父母之间的友情经历，是留给我们子孙后代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中的淡泊交往，使我领悟了人与人之间“真情”二字的含意，也使我感受到了这位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正直善良、重情重义、关爱别人的人格力量。